根据经济产业研究所（RIETI）的研究，2020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与1990年前后的日本极为相似[插图]。那是一个关键的节点，日本经济泡沫刚刚破裂，正要步入“失去的十年”；而中国，则刚刚品尝到人口红利的甘甜，经济即将进入狂飙突进的二十年。然而，仅仅三十年后，我们就走到了与日本相似的人口拐点上，但过程被极大地压缩了。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的1.75下降到2020年的1.29，用了整整四十年时间，这是一个相对平缓的下坡；而中国几乎是在同一时期，总和生育率从2.74骤降至1.28，完成了一次令人心惊的“高台跳水”[插图][插图]。到了2023年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预估仅为1.0，显著低于日本同年的1.2[插图]。日本用几十年时间缓慢下降的生育曲线，在中国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。老龄化的速度同样如此。日本是典型的“先富后老”，在20世纪80年代末人均GDP就已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顶级富国，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之后，才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而中国，则是在人均GDP尚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时，就迎来了“未富先老”的挑战。一个规模空前、速度惊人的老龄化浪潮正扑面而来。根据联合国的数据，中国从进入老龄化社会（65岁以上人口占7%）到深度老龄化社会（65岁以上人口占14%）预计只需要25年左右，而日本用了36年，法国用了115年，瑞典用了85年[插图]。

2020年，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为37.4岁，这恰好是日本1991年的水平；而联合国预测，到2050年，中国的中位年龄将达到50.7岁，与届时日本的53.6岁，差距将从三十年前的10多年缩小到不足3年[插图]。这意味着，支撑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期已宣告结束，人口负债的时代提前到来。数据的背后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家庭。在北京的朝阳公园里，周末带孩子的不再是年轻的父母，而更多是头发花白的祖父母。一位姓张的阿姨告诉我，她和老伴每天从通州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，来市中心帮儿子带孙子。“儿子儿媳都在互联网公司上班，‘996’是家常便饭，根本没时间管孩子。我们不来，他们怎么办？难道辞职吗？”在上海的人民公园相亲角，为子女婚事焦虑的父母们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“生不生”和“谁来带”。一位父亲无奈地对我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自己活得都累，哪还敢轻易要孩子？就算要了，我们老的还能动，就帮忙带，要是我们动不了了呢？”这些微观的场景，与宏观的数据一起，共同指向一个事实：中国正在以比日本更快的速度，滑向一个超低生育率和深度老龄化的社会结构。这个结构，将从根本上重塑未来几十年的经济、社会和家庭形态。日本走过的路，我们正在以更快的步子、更大的体量，重新走一遍。

人口结构的变化，最先冲击的就是劳动力市场。而在中国，这种冲击与经济周期的波动、产业结构的调整叠加在一起，呈现出比日本“就职冰河期”更复杂、更剧烈的样貌。

尽管在人口、就业、消费和精神层面，中国与日本呈现出诸多结构性的相似，但驱动这一切变化的底层节奏，却截然不同。如果说日本的转型是一场长达三十年的“温水煮青蛙”，其变化是渐进的、缓慢渗透的，那么中国的变化，更像是一场被压缩在十年内的“压力锅”实验，充满了剧烈的化学反应。首先是速度。无论是生育率的下降、老龄化的加速，还是产业的迭代，中国的变化速度都远超当年的日本。日本用三十年走完的路，中国可能在十年内就要跑完。这种惊人的“加速度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

日本并没有像一些外部观察者所断言的那样“衰退”或“停滞”，它只是以一种极为缓慢，甚至不被当事人察觉的方式，完成了内部社会结构的大重组。旧的安全感结构——那个以终身雇佣、年功序列为核心的企业共同体，以男主外、女主内为核心的家庭共同体，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——被一点点地、不可逆转地拆解了。新的结构正在这个旧的废墟之上，缓慢地、试探性地形成。它更零散、更个体化，更依赖于流动的、暂时的联结，当然，也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