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历与工作的脱钩像一把双刃剑。一方面，它打破了“唯学历论”的迷思，让社会开始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和工作的意义。它促使人们去探索更多元化的成功路径，就像由纪那样，在主流之外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。但另一方面，它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个体的生存焦虑。当那条清晰可见的、通往成功的阶梯被拆除后，每个人都不得不在一片迷雾中，独自摸索前行。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。1993年，就像一个分水岭。在此之前，人生是一张有标准答案的考卷。在此之后，人生变成了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式问答题。每个人，都必须用自己的一生，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
这几年，帮着国内的公司到日本发展，也帮着日本公司去中国发展，我见了太多拼命向上攀爬的人，一个个都跟上了发条似的，不敢停。我有时候会问他们：“您这么拼，到底图个啥？”很多人都答不上来。他们就是觉得，得这么拼，不拼就掉队了。这种“掉队”的恐惧，正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焦虑。在我们国内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学历贬值、教育内卷、35岁危机……这些词儿，哪个不戳心窝子？我们总说，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，让他们上好大学，找好工作。但万一，我们费了半天劲，最后那条路也走不通了呢？就像1993年的日本一样。我没有答案，若能给出答案，那我就是大师了，不是在这儿码字的了。我就是觉得，看看日本这三十年，看看艾米、田中、由纪他们的人生，或许能让我们多个心眼儿。人生这道题，可能不止一种解法。除了那条最宽、最多人走的大路，旁边可能还有些风景不错的小道。行人稀少，但未必不适合自己。说到底，人这辈子，到底活的是什么？是活给别人看，还是活给自己看？是为了一个“成功”的标签，还是为了一份内心的踏实？这件事，没人能替自己选。经济泡沫破裂，让日本人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。而当下，我们也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。前面的路，看着也起了雾，是继续猛踩油门，还是找个地方停下来，看看风景？需要我们想一想。

凡事就怕对比。健太和铃木先生的经历并置在一起，冲击力尤为强烈。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底色，并非完全由个人努力多能左右的。你生在什么时候，赶上什么样的经济周期，这些因素如同投胎一般，带有相当的偶然性。我在日本这些年，接触过不少铃木先生这样的人。他们不是不聪明，也不是不勤奋，只是际遇不佳，在最该往上走的年纪，缺少可踏足的台阶。等台阶终于出现时，他们又老了。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无奈，旁观者虽感同身受，却难有破解之法。

当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数量在过去十年井喷式增长，而高端就业岗位的增速却远远跟不上时，文凭的价值必然被稀释。这与日本“就职冰河期”的大学生面临的困境何其相似。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，经济泡沫破裂，企业大幅削减招聘名额，导致整整一代大学毕业生（被称为“冰河期世代”）难以找到正式工作，只能以“飞特族”的身份漂泊。但中国的规模和速度都更为惊人，每年有超过一千万的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，竞争的激烈程度远非当年的日本可比。

硬币的另一面，是“考公热”和“考研热”的持续升温。每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都在刷新纪录，2025年的国考报名人数超过340万，而最终录用名额不到4万，平均竞争比达到惊人的85:1[插图]。一些热门岗位的竞争甚至达到“千里挑一”的程度。年轻人对“铁饭碗”的狂热追求，与当年日本年轻人涌向大企业和公务员队伍如出一辙。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，稳定压倒了一切。一位在北京中关村的培训机构里准备考公的年轻人告诉我：“我不想改变世界，也不想年薪百万，我只想在35岁之前，能有一份不会随时被裁员的工作，安稳地活着。”从“985废物”的自嘲，到2亿多人的“灵活就业”大军，再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“考公热”，我们看到了与日本相似的结构性困境：当经济高速增长的列车减速，年轻一代的上升通道开始变窄，不安全感开始蔓延。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，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其规模之大、冲击之猛烈，是日本未曾经历过的。这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深刻的社会问题，考验着整个社会的韧性与适应能力。小林们的故事，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，他们是中国版的“冰河期世代”，只是他们的“冰河”，来得更早，也更冷。

两条路线，两种代价。美国保了创新，失去了公平；日本保了稳定，失去了活力。没有哪一条路是完美的，它们都是在“不可能三角”中做出的痛苦取舍。而今天的中国，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，试图走出第三条路——既要保年轻人就业，又要鼓励创新；既要维护社会稳定，又要推动产业升级。这条路能不能走通，目前还没有人知道。但有一些微观的信号，已经在暗示着这条路上的张力和矛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