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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龄化击穿的不是养老金,而是中产安全感

Aging Breaks Not Just Pensions, but the Middle-Class Promise of Security

日本的“下流老人”和“老后破产”说明,养老危机不只是钱够不够的问题。它会同时考验养老金制度、医疗护理供给、家庭关系和社区连接;一旦这些支点松动,中产身份也可能迅速失去保护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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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点

老龄化最容易被讨论成财政问题:缴费人数减少,领取人数增加,养老金池子承压。但《以日为镜》里更刺痛人的地方,是它把养老问题写成一套生活支撑系统的坍塌。公共养老金、企业年金、家庭照护、介护行业、邻里关系和个人储蓄,任何一环出问题,都可能把看似体面的晚年推向失控。

“老后破产”的可怕之处在于,它不是只发生在边缘人身上。许多案例中的老人年轻时有稳定工作、有储蓄、有社会身份,也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人生规定动作。但疾病、护理费用、配偶照护、子女疏离和长期孤独,会把中产安全感一点点磨穿。所谓体面,原来并不只由收入构成,还需要制度、关系和身体共同支撑。

这给今天的启示不只是多存钱。钱当然重要,但如果照护行业低薪高压、家庭规模缩小、社区关系稀薄,单个家庭再谨慎也很难独自承担高龄社会的全部风险。老龄化真正考验的是一个社会如何重新组织依赖关系:谁来照护,谁来付费,谁来陪伴,谁能在制度夹缝里不被悄悄丢下。

思考

养老风险不是晚年才出现的问题,而是年轻时社会结构埋下的长期账单。中产安全感越依赖单一支点,越经不起疾病、孤独和照护成本的同时挤压。

一场大病,便将毕生积蓄消耗殆尽。

来源

《以日为镜:经济下行期穿越指南》 · 王熙威

三 废墟上的清道夫2 条划线

“这不仅仅是穷的问题。”吉田说,“我们清理过很多看起来并不穷的现场。有退休的公务员,有自己开公司的老板。他们有钱,但没有‘缘’。家人不在身边,朋友断了来往,邻里之间漠不关心。在这个社会,没有‘缘’,比没有钱更可怕。”少子化、单身化、终身雇佣制的瓦解、邻里关系的淡漠……这些宏大的社会变迁,最终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,体现在了这些孤独的死亡现场。吉田和他的同事们,就像是这个时代的“清道夫”,默默地清扫着繁华都市背后的阴暗角落,见证着一个个“无缘社会”的悲剧性结尾。他们是离死亡最近的人,也因此,比任何人都更懂得“活着”的意义。“干我们这行,很多人干不长。要么是心理上受不了,要么是觉得晦气。”吉田看着酒杯里晃动的啤酒泡沫,“但我还想继续干下去。每次清理完一个现场,把房间恢复到空无一物的状态,我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,好像……好像是完成了一种超度。我们把他们留在人世间最后的混乱,整理干净,让他们可以体面地离开。”他顿了顿,眼神变得有些深邃:“而且,每次看到那些现场,我都会提醒自己,绝对不能那样死去。要好好跟家人联系,要跟朋友多见面,哪怕是吵一架也好。人啊,终究是活在关系里的。”居酒屋外的街道上,人来人往,霓虹闪烁。没有人知道,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,又有一个生命正在悄无声息地逝去。而吉田和他的同事们,明天,又将赶赴下一个“废墟”,去打捞那些被遗忘的人生。

五 漂流的老人,无解的困局9 条划线

像山田女士这样的“下流老人”,在日本,是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。少子化、老龄化的加剧,导致缴纳养老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,而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越来越多。养老金的蓄水池,正在面临枯竭的危机。政府不得不一再延迟养老金的支付年龄,并削减支付金额。曾经被认为是最稳定保障的公共养老金制度,其神话正在残酷的现实面前,一点点破灭。

要理解这场破灭,必须先理解日本养老金制度的结构。日本的公共养老金是一个“三层蛋糕”体系。第一层是“国民年金”,覆盖所有日本国民,无论你是大企业的社长还是街角的拉面师傅,都必须缴纳。第二层是“厚生年金”,只有企业的正式员工才能参加,由企业和个人各承担一半。第三层是企业年金或个人年金,属于自愿参加的“加餐”。理论上,三层叠加,足以让一个人的晚年生活体面而充实。但现实是,能吃到“三层蛋糕”的人,越来越少了。

更让普通人感到焦虑的,是养老金制度的三个“慢动作”:延迟退休、提高缴费、降低替代率。日本的退休年龄从最初的55岁,一步步推迟到60岁,再到65岁。如今,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讨论将领取年龄进一步推迟到70岁的可能性,并鼓励企业延长雇佣至70岁。这意味着,一个人可能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年,才能拿到那份并不丰厚的养老金。缴费比率也在持续上升。厚生年金的保险费率,从1944年制度创立时的约3%,一路上升到18.3%,由企业和个人各承担一半。也就是说,一个月薪30万日元的员工,每月要从工资中拿出近3万日元缴纳养老保险,企业再配套同等金额。而国民年金的缴费额也从最初的每月几百日元,涨到了现在的每月16520日元。缴的越来越多,拿到的却越来越少,这成了每一个日本工薪族心里最大的结。

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,养老制度并轨容易,养老待遇并轨难。那些已经享受了优厚待遇的人,不会因为制度改革而主动让渡;而那些本就处于劣势的人,却要承受改革过渡期的额外代价。

与“下流老人”和“养老难民”相对应的,是“介护”(护理)行业自身的困境。这是一份极其辛苦的工作,不仅要为老人处理吃喝拉撒等日常起居,还要应对他们的各种情绪问题,甚至是暴力行为。然而,介护人员的薪水,却低得不成比例。根据2005年的数据,介护行业的平均年收入,比全行业的平均水平,要低上近100万日元。低薪、高强度、缺乏社会尊重,导致介护行业常年人手不足。许多养老院,一个护工要同时照顾七八个老人,身心俱疲。因此,离职率高也成了这个行业难以摆脱的魔咒。

六 老后破产:当中产的外壳碎裂5 条划线

日本的养老神话,是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。终身雇佣、年功序列,以及随之配套的、相对丰厚的企业年金和国民年金,共同构筑了一个美好的愿景:辛苦工作一生,退休后便可安享晚年。然而,当“失去的三十年”的阴影笼罩列岛,当广场协议的泡沫刺破了经济的繁荣,这个神话也开始出现裂痕。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,2000年,日本政府在国民健康保险之外,又增设了一道防线——介护保险制度。这项制度试图通过社会共济的方式,为那些步入晚年、身体失能的老人,提供有尊严的、可负担的长期照护。理论上,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。但现实却在制度的缝隙间,撕开了一道道血淋淋的口子。松田正雄先生的人生,曾经是这个神话最忠实的注脚。作为一家大型商社的“部长”,他的人生轨迹,就像一部精准的日本战后精英成长史。他从名校毕业,进入大企业,勤勤恳恳,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爬。退休时,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退职金,加上丰厚的厚生年金,足以让他在东京世田谷区的独栋小楼里,与妻子共度体面而安逸的晚年。他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修剪盆栽,妻子则喜欢在午后的阳光下泡上一壶红茶。他们以为,生活会一直这样,平静、优雅地走向终点。转变,是从妻子的那场病开始的。帕金森病,一种无法治愈、只能延缓的疾病。起初,妻子只是手脚轻微颤抖,后来,是行动日益不便,再后来,是彻底卧床不起。长达十年的病程,像一个无底的黑洞,慢慢吞噬着松田家的积蓄。介护保险虽然能报销大部分费用,但自付的部分,以及保险不覆盖的开销,日积月累,依然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更昂贵的,是“时间”的成本。为了照顾妻子,松田先生辞退了家里的保姆,自己承担起全部的护理工作。喂饭、翻身、处理排泄物……这些在医院里由专业护工完成的工作,如今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。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商社精英,变成了一个被困在病榻边的“老老介护”者。妻子最终还是走了。葬礼办得很体面,符合松田先生一贯的身份。但只有他自己知道,那个曾经坚固的、名为“中产阶级”的外壳,已经薄如蝉翼。妻子的病,几乎耗尽了他们一生的积蓄。而他自己的身体,也在这场漫长的消耗战中亮起了红灯。

据统计,到2025年,日本的介护人员缺口,将达到惊人的43万。这意味着,将有数十万像松田先生这样的老人,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却找不到可以依靠的手。这便是“介护崩坏”的残酷现实。

窗外,是东京永不熄灭的灯火。但那光,却再也照不进他那间狭小而昏暗的房间。他和像他一样的无数老人,被时代抛弃在了繁华的阴影里,悄无声息。

七 观察者手记3 条划线

日本的“格差社会”,说白了就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。这词儿咱们听着耳熟吧?国内这些年,“阶层固化”“内卷”“躺平”,根本上都是一个意思。只不过咱们还在增长的快车上,很多人仍在往前跑,还没顾上往窗外看。但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,车一旦慢下来,窗外的风景就不一样了。

最令人感慨的,当属“老后破产”现象。像松田先生这样的人,年轻时收入尚可挣,存了钱,也按时缴纳了养老金。按常理,本应安享晚年。然而,一场大病,便将毕生积蓄消耗殆尽。这种境遇,足以引发普遍的忧虑。反观国内,我们的父母辈怀着相似的心理——攒钱、攒钱、再攒钱,唯恐年老后拖累子女。但问题在于,通货膨胀在持续,医疗费用在上涨,这样积攒下来的钱究竟是否够用,谁也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。